现状：工作辛苦待遇不高
金义新区赤松镇舒志勇奶牛场内，乡村兽医徐勋正在给一头难产的母牛接生。“顺产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遇到难产就需要人工矫正胎位。”小牛生下来了，徐勋一边说，一边安抚母牛给刚生下来的小牛喂初乳。据他粗略估计，每年他要给不下400头母牛接生，今年一些奶牛场养殖规模扩大，这个数字大概会增长到700头。
“这个季节要防止小牛受冻拉稀，做好保暖很重要。”处理完接生现场后，徐勋又和奶牛场管理人员一起将小牛送到集中圈养的牛棚，仔细巡查一圈后才放心离去。
徐勋过完年正好满40岁，大学毕业后从事乡村兽医工作的他，如今在这行已经干了近20年。“对年轻人来说，这份工作有些枯燥，却又十分繁忙，工作时间也极不固定，一不小心还容易受伤，当初和我一起入行的那批兽医后来很多都转行了。”据他回忆，2008年国内发生牲畜口蹄疫后，一年接种三次口蹄疫疫苗和两次流感疫苗便成了乡村兽医的固定任务。此外，日常采样检测、疫情无害化处置、辅助兽医管理部门展开相关工作等，都是他们要做的事。
和徐勋私人奶牛场兽医这一身份不同，范荣林和邵赛球负责金华开发区汤溪镇厚大、汤溪、中戴、黄堂四个村的畜禽防疫。除了春秋两季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进行集中免疫外，每月还要对区域内的养殖场进行巡查。其间，他们随身带着诊疗箱，里面装有听诊器、温度计、解剖箱等工具，可随时进行初步的临床诊断和重大疫病排除。
“四个村有100多家规模较大的养殖场，加上一些散户，每次巡查最快也要三天才能完成。”邵赛球说，春秋两季防疫期间，经常需要晚上上门去给散户家的畜禽打疫苗，畜禽售卖前得先采血，将样本送去市畜牧农机发展中心检验，再将结果送回农户手中。
“小时候父亲在兽医站工作，他一出门看病，我和两个哥哥都会跟着，看着看着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三兄弟都当起了乡村兽医。”范荣林说，他父亲20年前每月有4000元左右工资，但他现在的工资平均每月只有1500元，如果不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恐怕坚持不下去。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他还额外在九峰牧场兼着一份喂养观光奶牛的工作。
困境：基层面临人才断档危机
“以前村里挨家挨户散养牲畜，随着养殖业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散养户逐渐退出，各乡（镇）政府聘请部分技术好的乡村兽医担任‘乡村防疫员’，剩下的大部分人退休的退休、转行的转行，乡村兽医就这么流失了。”金华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农机发展中心疫病防治科副科长马鹏飞说，如今乡村防疫员并非医疗体系或农业体系中在编在岗的正式职工，甚至连编外的合同工都算不上，只是政府雇用的劳务人员，他们获得的是劳务补贴，而非劳动报酬。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提出实行执业兽医制度。随后，全国各地开始推行执业兽医资格考试。“考试涉及法律法规和临床诊断用药等专业知识，理论和临床要求并重，通过率一般不太高。”市畜牧农机发展中心兽医科副科长柯永恩说，“尽管如此，许多通过考试的执业兽医并没有去基层一线工作，而是在饲料厂、兽药厂、宠物医院等相关行业就职，尤其宠物医院，薪酬可能是乡村防疫员的数倍。”
“如果工资符合预期，也能招得到人，但真正有技术的防疫员还是难找。”舒志勇奶牛场负责人说，培养一个有经验的乡村兽医平均需要3～5年，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很多怕苦怕累，不是技术不过硬就是吃不消干，也有的掌握了技术后另谋高就，最后留下来坚守的人少之又少。他的奶牛场共聘用了3名兽医，其中两人是外地的。
更糟糕的是，乡村防疫员队伍正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而且老龄化严重。据统计，武义县乡村防疫员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8岁。马鹏飞说，由于职业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大学毕业生大多不愿从事这项工作，加上非洲猪瘟防疫形势下猪场全封闭，工作人员个把月才能外出一两天，对年轻人来说，枯燥乏味的生活工作环境无疑是难熬的。因缺乏新人接手，部分乡镇只能重新返聘那些退休的老兽医。今年62岁的邵赛球就是退休后被返聘的，她曾经工作过的汤溪镇兽医站，17名老兽医中，只有5人还在从事相关防疫检疫工作，47岁的范荣林是最年轻的。
变化：新形势提出高要求
在徐勋印象中，他父亲年轻时一直在佳乐乳品厂担任厂区兽医，偶尔也会带着听诊器和温度计，给村里的牛、羊等牲畜看病。看病类似老中医“望闻问切”：首先看看动物的精神状态，再用温度计量一量有无发烧，判断是否有感冒炎症，再用听诊器听听心脏，查查消化是否有问题等，一整套流程下来，症状基本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而今，伴随着更多新型畜禽病毒的出现，不同病毒间的临床表现越来越相似，加上气候变化、生态环境退化以及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和人员流通，都给动物疾病防控带来巨大挑战。新形势下，乡村兽医的职能范围也慢慢地从过去单纯诊治动物疾病，发展到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等方面。
“母牛产仔高峰是在每年9月至来年5月，自然发情条件下，通常一年半或两年产一胎。但现在我们会使用催情技术提高奶牛繁殖率，从而提高产量，确保每头牛每年产一胎。”徐勋说。
又如接生过程中，操作不当、临床感染等不可控因素，都可能导致母牛生产后患上乳房炎，这会直接造成牛奶中的细菌数、体细胞数超标，影响牛奶质量。除用药、打针治疗外，如今他们也更注重源头防御，比如挤奶前后给母牛的乳头做药浴、日常喂养饲料中添加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牛棚做好隧道通风防止炎热天气奶牛发生应激反应等。
前不久，市动物疫病防控应急联动系统接到群众举报，反映金华开发区某养羊场连续发生病死羊问题。接到反映后，范荣林立即跟随市畜牧农机发展中心、市农业执法大队和开发区农旅局赶赴现场调查排摸。
经查看，羊群有较明显上呼吸道症状，众人立即展开流行病学调查，采集羊全血和眼鼻拭子，并限制羊群移动。当天凌晨，样品被送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经血清抗体和病毒核酸检测，小反刍兽疫和布鲁氏菌病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基本排除感染重大动物病的可能性。次日下午，市畜牧农机发展中心疫病防治科又会同金职院羊病专家赴养殖场进行疫病临床诊断及养殖指导。
对策：完善体系提高地位
马鹏飞说，乡村防疫员根据临床经验可以基本排除重大疫病的症状，是动物防疫系统的有效补充。随着保供需求不断增加，他们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政府主管部门加上民间力量，可以用最快速度处置和应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的动物疫病。
因此，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健全动物防疫机构队伍，对进一步提高我市畜禽规模企业的生物安全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从源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马鹏飞认为，乡村防疫员如今面临尴尬境地，其实也是行业发展所带来的“阵痛”。她建议，从法律上完善基层兽医体系，制定更完善的条文规章，并明确乡村防疫员的权益和责任，更好地发挥他们在基层生物安全中的作用；适当增加动物防疫经费，对学历和知识结构设定合理门槛，每年以继续教育的形式对执业兽医进行培训和考核；合理配置人员和机构，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兽医的社会地位。
农业农村部曾发文，提出要加强乡村动物防疫队伍建设，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基层机构队伍，充分发挥执业兽医、乡村兽医作用，建立健全动物防疫体系。
据了解，去年6月，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在金华市金义新区、婺城区、兰溪市和武义县开展特聘动物防疫专员试点工作，要求每个乡镇配备一名大专以上学历并从事三年以上相关专业的兽医技术骨干，担任特聘动物防疫专员。相对普通的乡村防疫员，他们的工资待遇更好，但因为没有财政支持和人员编制，只有金义新区引进一名专员，年平均工资五六万元。
“干活的没证，有证的不干这个活”
“简单算一笔账，以2018年起流行的非洲猪瘟为例，通过前端防控和有效干预，如果将生猪的病死率降低1%，相当于救回600万头猪。”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孙研说。
“非洲猪瘟从非洲蔓延到欧洲用了50多年时间，从格鲁吉亚蔓延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然而传入中国后几个月内就影响了很多地区。这凸显了我国动物防疫体系的预警能力并不匹配蓬勃发展的畜牧业。”孙研说，基层兽医队伍建设还相对滞后，待遇两极化、资源不协调、功能弱化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基层兽医体系和从业者。
事实上，各地村级防疫员正在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大家都觉得这份工作又脏又累，还有受伤和感染人畜共患病的风险。一年三四千元的补助，年轻人不愿意干，老的这一辈之后恐怕没人愿意接班。”乡村兽医陈正博说。
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逐步推行执业兽医制度”。2008年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也明确提出“国家实行执业兽医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把执业兽医制度确定下来，随后各地开始推行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甘肃执业兽医考试每年有1000人到1500人参加，由于需要专业知识门槛，通过率不足二成。”甘肃省畜牧兽医局副局长何其健说，“尽管如此，许多通过考试的执业兽医并没有去基层一线工作，而是在城市宠物医院，为伴侣动物看病。”
考取了执业兽医从业资格的人，大多数是经过系统专业教育和训练的大学生，但一些大学生毕业后不会去基层，而一些基层真正的从业者往往并不持证。“干活的没证，有证的不干这个活。”孙研说。
此外，乡镇一级的畜牧兽医站属于全额供给，许多非专业人员挤占了包括畜牧兽医在内的农业技术公益性服务岗位，导致一些公益性技术服务也没有直接服务于农牧民。
记者在甘肃多地走访了解到，乡镇一级的畜牧兽医站被纳入乡政府管理后，乡村兽医由过去的单线管理，变为由动物卫生监督所、农牧局、乡政府等多头管理。
“兽医站没‘户口’，我们也就成了‘黑户’。”沈俊康说，基层兽医本就人手紧张，归乡镇政府管理后，日常琐事、杂事缠身，难以专注于业务工作，专业服务力量有些捉襟见肘。
“基层监督检疫至关重要，如果第一道关把得好，动物疫病就能控制好，出现大规模蔓延的风险就不大。但是一边做日常行政工作，一边兼顾兽医相关工作，容易造成监督和服务缺位。”孙研说。
针对目前存在的隐忧，孙研建议国家要加大对动物生产安全的重视程度，从保障经济发展、保障养殖业发展、保障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估现状，适当增加动物防疫经费，合理配置人员和机构，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兽医的社会地位。
同时，优化执业兽医管理制度，对学历和知识结构设定合理门槛，每年以继续教育的形式对执业兽医进行培训和考核；充分发挥基层防疫人员的力量，让他们有意愿、有机会考取资质。
打造“同一个健康”方阵
20世纪40年代，以盛彤笙、朱宣人为代表的一批海外留学生学成归来，推动建立了我国现代兽医体系；改革开放至今，兽医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我国的兽医制度也不断地接轨国际水平。
专家表示，新形势下，兽医的职能范围正在从过去单纯诊治动物疾病，发展到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等多个方面。
孙研说，面对动物源性传染病带来的人类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从动物源头进行控制，是最为有效和经济的方法，坚持“人病兽防”，也是保护人类免受危害的最佳途径。
“然而，我国公共卫生和动物卫生系统之间的合作关系仍然需要加强。”他说。
业内人士呼吁，面对人畜共患传染性疾病新发多发的形势，要尽快推动形成人类公共卫生和动物卫生的“同一个健康”方阵，在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上，充分发挥兽医的“预警人”作用。
20世纪80年代，美国流行病学家卡尔文·施瓦布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医学”，借此警醒世人，人类与动物相互依存，人类与动物的健康和疾病也是密切相关的。
何其健说，人畜共患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涉及若干领域和众多职能部门，要建立起人畜共患传染性疾病监控网络和合作机制，由市场监管、海关、文旅、交通、商务、卫生、农业农村等部门共同参与。
“在现行制度下，最重要的是衔接人类卫生和动物卫生两个系统，整合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公共卫生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他说。（记者梁军 任延昕）
来源：综合新华每日电讯、金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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